一身蓝灰色的服装，衬托出一种温柔而又脆弱的冷淡，几乎不可逾越，它掩护着女人们的身体，就像狂轰滥炸的恐慌年代防护在屋顶上的帆布。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服装作为人类内在精神的外铄，是社会人的文化符号，更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了认同和归属的作用。没有一种东西能比服装更具体、更贴切地表达一个人的归属，同时又作为一种日常需求而不可回避。
“男女不分”的干部服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因为它“千篇一律”“男女不分”的服装给外国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每一个在这一时期到访红色中国的“外国友人”，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对服装，特别是女性服装的描述评论。
希求进步——革命时尚的兴起与泛滥
在战争焦土上建设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白手起家只能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容不得风花雪月，讲究吃穿用度。
出于便于劳动工作的考量，女性服装势必要化繁为简，同时也是为了彰显自身的进步性、革命性，至少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造成女性服饰先是简化，进而趋同的原因还在于革命时尚的兴起与流行。“从1950年开始，中国人民的服装起了一种变化，到处流行着一种服装样式，这就是干部服的样式。”
列宁装
身着列宁装的女干部
此时流行的女干部服有其专有名称——“列宁装”，在服装样式和裁剪工艺上与男干部服有着些许差别，尽管它们都发源于圣地延安。“西式大驳领，右衽双排扣（也有左衽），腰间束腰带，三或两只挖袋，胸前口袋或有或无，腰旁两只斜缝袋。因有腰带，一般列宁装多为松腰身，亦有收腰身，做肋背缝的。有棉有单，通常由供给制单位统一制作发放。”
怎样的服装才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相称？
扑朔迷离——蓝制服引发的性别差异焦虑
尽管1950年代的中国还未如同后来那般在服装上整齐划一、千篇一律，但普遍“追求革命时尚”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的视觉效果。在1960年代的军绿色蔓延之前，大概蓝灰两色出现的频度最高，其中又以蓝色为最。原因大抵有二：其一，效仿工人阶级的蓝色工作服。蓝工装白衬衣是现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典型服装，引领着当时的审美价值取向。
工装服（女）
工装服（男）
其二，蓝布自身的经济耐用和朴实无华。在“美化”服装的讨论中有人曾切中肯綮地指出了蓝制服的实用性，“深色的衣服除了适应季节的需要之外，更多的是适应劳动操作的需要，干部服的颜色恰好符合了这一要求，因此在实用价值就具备罩衣和工作服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姑娘也不例外。但开风气之先者遭到了何种非议呢？一位女青年因为穿了一件进口绿色绣花绒线衣，就被机关同事讥讽为“低级趣味、想找对象”，“追求美观、内心龌龊”，甚至成了“作风问题”。
在如此情势下，改进服装的讨论必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出于消解男女性别差异焦虑的需要：“总之是对目前一般妇女的服装不满意，要求改进，要求至少是男女有别”。
“颜色”的革命——花衣裳的短暂复兴
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色彩单调的干部服逐渐占据了服装舞台的中心，但还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地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服、旗袍、裙子仍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场合，官方甚至鼓励群众穿戴漂亮多样的服饰。
旗袍宣传画
但好景不长，这种“争奇斗艳”似乎只限于极为特定的时间场合。“每年在五一节和国庆节，很多儿童和年青的姑娘们都穿上了花衣服，改换了平时的式样，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象，看起来漂亮得多，显得有精神、有生气，使人有一种可爱的感觉”，但转瞬间便鸣金收兵、偃旗息鼓。
为了达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运动效果，只能利用现有的服装样式，于是中国传统女装旗袍和舶来品“布拉吉”（连衣裙）就成了中国女性美化自己的两个主要选项。
身着旗袍的民国女性
旗袍从仅由满族妇女穿着因而得名的民族服装发展至因年轻的女学生身着的宽敞样式从而引起社会效仿，再至简洁、注重体现女性自然之美甚至刻意展露身体曲线，寓挑逗之意于其中的经典样式，有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1950年代的旗袍勉强符合了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的要求，从质地到图案比以往都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面料以棉布为主，装饰简约，色调朴素。穿旗袍的大姑娘梳着大辫子，的确为那个甩开了战争阴影、经济建设初有成效的和平年代添上了一抹亮色。
旗袍之外，美化自己的另一个选项便是“布拉吉”，其得名于俄语“pletje”的直译，意为连衣裙，特点是腰间系带，通常由彩色花布制作。顾名思义，布拉吉显然是来自“苏联老大哥”处的舶来品。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苏联专家也跨越了国境来到中国，带来的“礼物”包括知识、物质、文化产品以及新社会的特定政治——美学理念。布拉吉也自然而然地从苏联流行到了中国。
《人民画报》上身着布拉吉的女孩
布拉吉是很女性化的服装，裙裾飘飘之间，产生出杨柳依风、婀娜多姿的美感象征着年轻和朝气，有长袖和短袖，裙裾处打活褶，裙摆自由飘逸，不同于中国传统裙子的做法，也改变了中国女性穿着旗袍或上袄下裙式的打扮，一般的布拉吉用大花布来做。提倡穿布拉吉、花衣花裙是出自政治需要，因此有“女干部带头穿布拉吉”之说。
电影《青春万岁》剧照
由于自身的根正苗红，又有别于背负了沉重历史包袱的旗袍，用苏式大花布制成的布拉吉在中国得以轻装上阵，飞速俘获了年轻少女的芳心。在作家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中，几个女中学生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各式连衣裙来尽情袒露自己健美的身材。
乍暖还寒时候，怎敌它晚来风急——“美化”凋零为哪般？
在毛泽东时代之初，深色的干部服、人民装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人民自发自愿的选择，也由此形成了革命“时尚”的潮流。可是过于千篇一律的服装质地、单调乏味的颜色式样，终究会引发群众的不满，因此旨在改革服装的“美化”运动正可谓是“发乎情、合乎理”的“及时雨”。遗憾的是，“姹紫嫣红”唤来的并不是无边春景，反而是无尽寒冬。虽然一时“回光返照”，但终究难逃“一命呜呼”的下场。后来的岁月里，舆论走向从“谁要不穿干部服，就会被指为‘特别’‘不合群’‘出风头’”，下行到了“早先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时，就有人攻击过我们朴素的蓝制服、老棉袄，说它土里土气，很难看……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奇装异服……是那种脱离劳动人民，把时间浪费在梳妆打扮上的生活作风，是那种一味追求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思想。奇装异服，在我们眼中看来，都不是美，而是丑”。
身穿蓝制服的女孩们
在这些无形的社会压力之下，更多的人用蓝制服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很难说是“赶时髦”，而恐怕是明哲保身的“随大溜”了。
在共和国早期，个人正当的要求美化的愿望被压抑固然令人惋惜，但最叫人为之扼腕的是服装改革运动所象征的社会主义美学实践和探索也随着前者的夭折无疾而终。倘若真的能够假以时日，是否能如当年满怀热情地投身其中的美术工作者们所乐观预言的那般形成“最美丽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民族服装”？答案自然是不得而知，但也许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出席外事活动时能有更多的着装选择；也许漫步大街小巷，目睹五光十色，甚至光怪陆离的时装的我们在面对郁风当年的疑问“怎样的服装才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相称”时，就不会仍然哑口无言。（文/萧冬连）
本文摘自梁景和主编《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3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
